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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一部台湾青春文艺片《九降风》让许多观众体会到了久违的感动,而自那之后,导演林书宇沉寂了整整三年,才带着新作《星空》重返大银幕。改编自几米绘本的《星空》延续了林书宇所擅长的对于青春的描绘,片尾处额头上的一吻让书中若隐若现的情感有了新的诠释,林书宇说,青春中朦胧的爱情无法避免。
总拍校园片但没有制服控
本网:这次带来釜山的海报好像与之前国内的版本不太一样。
林书宇:我们好多个版本,前一阵子一次发布了好几款。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出的那一款好像是为了戛纳的市场展做了一个行前的海报。做海报都是公司宣传他们做,我只是看到。我们这次在做这部电影海报的时候,到后来变成这么多款,也是因为这部电影不是非常容易定义的片子。因为它不只是单纯的小孩子的故事,好像给小朋友看的电影,它包含的东西非常大。这部电影的野心蛮广,在不同的海报当中好像都只能反映到这部电影的一个面甚至一个角。
本网:对你自己而言你喜欢国内的悲伤的一版,还是釜山的微笑的一版?
林书宇:这个难说,我觉得那个跟我们电影本身一样。在电影前面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感伤,比较哀伤的故事。毕竟这两位小朋友所经历的事情,家里面对的压力,还有学校面对的压力,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故事。但是我总是希望电影到最后的时候给观众一个希望,一个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有一点难受,到电影最后的时候我当然希望所有的观众是带着微笑跟温暖的心里离开戏院。
本网:《九降风》讲的是高中生,《星空》讲的是国中生。在你心里是不是有这样的青春情结在?
林书宇:刚好是个巧合。在《九江风》之后对于青春成长的题材,我自己本身觉得差不多了,因为已经做了还不错的成绩单出来。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同时接很多MV的案子。但是我发现这个社会还挺现实的,他们看到你做的什么部分是好的,就很容易希望你重复。我后来陆续拍的几乎每一支MV里面都有校园,不是因为我特别爱校园,人家以为我是制服控,很爱校园,其实不是。拍MV到后面唱片公司说我们有一首歌希望你拍这支MV,《九江风》做得这么好,是不是可以加一点校园进去?一个一个接着,都是这样的要求,后来有点挡不住了。MV到后面的时候有一点点觉得我能不能不要再一直拍校园。
《星空》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还有校园的部分,那个时候纯粹是因为吉米老师这本书里面一些丰富的内容,讲到一个少女的成长故事。那时候我被那个东西吸引了。老实说对于这样的题材我是比较容易共鸣,可能也是因为比较有共鸣所以才会容易把它做得好,容易把它拍得很有感觉,很有感情。所以接了案子之后开始在改编的过程当中才发现怎么又有校园,其实还不少。
本网:绘本里面没有校服。
林书宇:绘本里面没有太多。毕竟小杰这个角色在电影当中他占的篇幅是比书还要多一些,那这两个小朋友唯一能够碰在一起的时间大都都是在学校,自然而然校园的戏分越来越多。后来拍完了在剪接过程当中,也发现到我们拍的校园部分还蛮容易得到一些观众的共鸣。反而是家庭的部分,因为那个压力很大,我的拍摄手法也是用比较压迫感跟冷漠的方式,所以给观众的感觉不是非常舒服。故事每次到了学校的时候,只有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放松一点,轻松一点。
本网:当时很多导演不太愿意拍小朋友戏,觉得小朋友不可控性比较大。
林书宇:我以前常常听到不要拍小朋友,不要拍动物,他们是很难控制的两个生物。同时我觉得《星空》是更特别的一个东西,很多人看了这个故事,看了我的剧本之后,就劝我说你要不要拍小学生,要不然你就拍高中生。你拍小学生可以做成儿童片,你拍高中生可以做成一个青春爱情片,可以达到更高年龄层的观众。你做一个初中生好象不太讨好,小又不够小,大又不够大。我就是觉得这两个小朋友应该是刚上国中。但是几米老师把两个小朋友画的很小,我要改编的时候我是有点胆怯的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把他们两个改成初中生。然后我很意外的是老师跟我说他画的就是两个初中生,他开始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以初中生的状态在想,因为他在画的时候他女儿刚上初中。我自己看书的直觉是初中,老师画的时候也是初中,那这没有什么疑问,我不要改变他们的年龄,不要变成小学生或者高中生。
本网:有没有觉得不可控?
林书宇:我觉得我有一点自不量力,所以才会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我自己就挺幼稚的所以跟他们相处的应该很容易。当我平常其实很少接触十几岁的年轻人,这次真的接触才开始发现原来他们的叛逆其实还蛮强的。明明他就在我眼前,明明我有跟他讲话,感觉我的字从这个耳朵进去,从那个耳朵出来了。一开始真的还是会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当然自己要去想别的办法跟他们沟通。
无法避免朦胧的爱情
本网:当初是吉米老师找到你,当时跟吉米老师沟通过吗。
林书宇:我不会特别问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问出来就怪怪怪的。既然他已经选择了我,我接了这个案子,是一个互相的信任,他相信我可以做到,我当然有压力,一定要把它好好做出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老师他给我的空间很大,在创意的部分我们只有开一次会,就一个下午。我们两个坐在咖啡店老师把星空整本拿出来,一页一页跟我讲,说他画这一叶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画那一页他在想什么。跟我解释他背后的一些想法。同时除了跟我讲背后的想法,他还有跟我讲为什么他开始画这本书,他是听到哪个故事,看到了哪一则新闻有感而发画了这本书。
本网:我当时看到《星空》的时候觉得它故事性比较薄弱,通过改编有很大的改变。
林书宇:我觉得在改编吉米老师世界的时候我特别地小心。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向左走,向右走》跟《地下铁》这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作为电影来说都是好的电影,但是从改编的角度来说我都不觉得他们都不能算是改编,几米老师的书对这些电影来说只能算一个启发。好像只是拿了吉米老师某一些小元素把它变成一个电影故事,所以就是很戏剧性,有很多高潮迭起。我这次做《星空》一直希望我不要这样做,我希望我真的可以忠于原著,把原著的精神,原著该有的味道都在电影当中用我熟悉的电影语言捕捉出来,然后我能够去把我当初看这本书的感动透过电影传达给观众。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我不只是看《星空》这本书,我是把吉米老师所有的书拿出来看了一遍。那一段时间让我自己完完全全进入吉米的世界。当我懂得老师的世界观,当我更能够体会那个感觉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能加什么,我不能加什么。为了要让电影更好看你很容易去加一些很过于戏剧性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你加进去之后真的会觉得那个不属于吉米的世界。比如毕竟是两个小朋友上山,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都会有。甚至于有那种悬崖,谁差点掉下去之类的我都想过,但是每次想到那个过程开始要写一点点的时候,就会马上对内心有个直觉告诉自己说这个不属于吉米的世界,这个你拍出来会变成别的东西,你的味道会跑掉。所以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去抓平衡点。很快的让我知道所谓外在的戏剧性,这个方式可能对这部电影是行不通的。
本网:但是这种内在的戏剧性表现出来可能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林书宇:当然这个也有它的风险在,当我开始决定这条路的时候,我的老板们应该开始紧张了。一般观众是比较熟悉,比较习惯外在的戏剧性,所谓外在戏剧性就是你讲一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发生一些事情这样。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故事要走的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内在戏剧性。内在的戏剧性更不容易达到,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更值得去挑战。因为是在讲一个13岁少女的故事,对于一个13岁少女来说很多事情是很重要的。即使从我们大人的眼光看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没那么了不起,你忍一下就过去了之类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下的他们那个就是全世界。我需要做到的就是一样,我如何让观众能够感同身受,让观众进入这个小女孩的内心,那任何的小事情都是很大的。像我去偷看他的素描本,害他的素描本被没收这个内疚,其实就是一个戏剧性。它是很内在的戏剧性,你不去处理也没有什么大事情,但是很多内心的各式各样的压力和感受,我是希望可以用这个东西去让观众有一个情感的东西在往前走。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决定要走这样子一个方向的路。
本网:看完绘本再看电影,最后那一吻对我来说是挺意外的设置。
林书宇:我觉得那个是我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所谓诚实的面对自己是说当我开始拍这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当我开始发现这两个小朋友他们确实13岁,他们13岁就是会有他们13岁的一些想法,对于这种情感的部分,朦胧的爱情部分那是没办法去避免的。它自然会有一些什么产生。这两个小朋友在这个故事后半段不太可能完全无视于对方的性别是跟我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两个小朋友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可能真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毕竟到了他们这个年纪自然而然对这种情感多少会产生。那又是真人在演的时候,我觉得他必须要有一个真实性能够打动观众。所以我没办法去忽略掉他们因为到了这个年纪自然会有这些想法,所以在故事过程当中他们的友情越来越升华。
台湾电影环境变好,创作者更要自爱
本网:现在越来越多台湾导演北上拍片,比如你,比如豆导钮承泽。
林书宇:我都是在看题材,我觉得哪里有让我感动的题材,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到做得好的话就会去拍。毕竟我活了这么年,除了在美国生活那段时间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我自然而然想要讲的故事还是在台湾发生,拍发生在台湾让我感动的故事。目前还没有特别想说到内地发展。身为创作者我还蛮在意诚恳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觉得我自己做得好,一定觉得自己做得到。如果今天有一个内地的故事我看了剧本有些感触,觉得不错的话,我必须先到那个地方生活半年一年,真的了解那边所有的细节,电影不只是一个梗概,一个大故事,而是要很多细节加在一起。为了要做好必须要做这样的功课。偷懒的一个方式就是留在台湾继续拍,毕竟在那边生活那么久,对于那边的人事物都是熟悉的。那种拍摄起来比较容易。
本网:你确实现在感觉到台湾电影的生存生活环境会好一些。
林书宇:好一些当然有。那是一个互相的关系,毕竟台湾的观众现在开始比较相信台湾电影是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不同的感触跟娱乐。因为在几年前台湾电影可能是比较沉闷一点,要不就是然比较艺术,有些导演拍片只是为了影展,跟观众距离比较遥远。最近这几年确实很多台湾电影出来是很亲近观众的。就像今年这个暑假那几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翻滚吧,阿信》,还有《塞德克•巴莱》等等,现在台湾导演拍片都是会越来越去考虑到观众的感受。观众也是越来越愿意花这个钱来看电影,因为他相信他会得到好的东西。这种信心当然是好的,但是这种信心其实也很容易被破坏掉。我们电影工作者也要自爱,不要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趋势,一个优势就开始乱做。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呈现出每一部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品位问题。毕竟现在开始出来的一些导演都是我们三十几岁的导演,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成长,我们以前受到的一些文化的熏陶都跟我们前辈们不太一样。前辈们看很深奥的文学长大,我们可能是看漫画。前辈们听古典老歌,我们可能是听流行歌曲之类。那个东西自然而然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作品。因为作品到了后面的时候你用直觉去判断的时候,你就是放你喜欢的东西。昨天在釜山放映有一位观众问我为什么大象是蓝色的,我真的回答不出来。有一个木头大象它需要有一个颜色,走在一个街头,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蓝色,因为我喜欢蓝。那就是我的直觉跟品位,我喜欢蓝这个颜色了。海报也是偏蓝的,衣服也是偏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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