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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前线!
这次去灾区勘查,也是特事特办,在很短时间内就拉起了队伍。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建设厅联系了成都区域公司,希望公司能派遣一支队伍前往灾区帮助勘查房屋结构。成都公司迅速汇报了单总。5月15日上午10点,单总就找到了我,说需要在结构事业部选择一部分技术人员去支援灾区前线。
对我们来说,灾情就是命令。我马上给事业部全体同事发了一个邮件,说明了情况,并让大家自愿报名,同时我在最后加了一句话:报名截止时间——15日中午12点半。把报名时间压缩得这么短,我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时间本来就很紧张,另一方面也是想看看大家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去灾区完全是自愿行为,考虑几个小时也未必好。
不出所料,报名情况非常踊跃,包括很多女同志也都要求去。当然,女同志最后都没有入选,我们连去哪里都不知道,谁也不清楚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只让同事们去我也不放心,觉得还是得亲自带队。说句玩笑话,我好歹也是旅游经验比较丰富的吧。
因为不知道前方需要几个组,我根据报名情况最后安排了六个人:三个老的带三个小伙子。这么组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灾后情况比较复杂,老人的技术、经验比较全面,肯定要冲在前面;同时,年轻人的体力比较好,必要时可以帮一把,也算是对他们的培养、考验。最后确定的名单如下:上海是我和张鑫,深圳施永芒、郭峰,北京杨想兵,到了成都后又加了一个四川人邹长。六个人一支队伍。隔了一天,应成都市建委的要求,深圳又去了方卫兵和魏志辉。他们是另外一支队伍,去的地方也和我们不同。
人员确定之后,15号下午就派人去采购装备。因为一开始不知道要去哪里,只听成都方面的张明慧说要准备3天干粮,另外就是带纱布、急救药品和水,住宿前方会有统一安排。我也没有什么数,就按照旅行装备给大家开了长长的一串清单:登山包(配了一大一小共3组,小的老人背,大的年轻力壮的背)、工作服、雨衣、三天的干粮、水壶,各种各样的药品,包括红霉素、抗菌素、防腹泻的,去火的,驱蚊的等等。还有头灯、手电,这在后来的工作里非常实用,因为很多建筑的吊顶里面都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另外,手机、电脑都配了第二块电池。15号晚上,我对每一个人都特别关照了一声:电池一定要全部充满,到了那边还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我自己的装备其实家里面有全套的,但是因为事先没敢告诉老婆,也不方便回家拿,就让人一块儿给买了一套。我没有跟老婆明说,只是讲到成都抗震救灾,检查检查房子而已。老婆知道我们有成都公司,平时也会去出出差,就很放心:成都啊,还挺安全的,去吧。
无论如何,我凭着自己的旅游经验,为大伙的四川之行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
具体的日程,我事先也做了安排:16号早上,大家分别从各地乘八点多的飞机出发,到成都后汇合一下,找四川省建设厅领了任务,就可以直接去前线了。想得挺好,结果第二天,嚷嚷得最起劲的杨想兵却出了问题。他到了北京机场,却发现没带身份证,赶紧挂了个电话给我,让我们先在成都等他。我说:“不等了”。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15号下午时,成都公司张明慧跟我说:“你们过来后,震区可能只要两个组,一个组要留成都。这是成都市建委的要求。”据我估计,施永芒、杨想兵肯定谁都不愿意留在成都:“哦,你们跑一线,把我留在这里,不可能的!”施永芒比较稳重,杨想兵脑子挺好。选谁不选谁?我很犯愁,所以事先也没有告诉他俩有这一出,结果杨想兵自己就撞枪口上了。
于是我在电话里和杨想兵说:“本来我拿不定主意该派谁留守,还想抓阄呢。这样我们就不管你了,你留守成都吧。”他在那头火大了:“你不让我去,回来我肯定跟你急!”
好在后来跟当地沟通,灾区确实急需要更多人手,杨想兵也终于搭上了这趟车。
我知道,大家都很希望能参与到第一线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些结构工程师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我后来跟当地建设局的人说:这真是一种缘分。既然学了这个专业,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冲上来,尽到自己的力量。
德阳:一天一个“金茂”
抵达成都后,我们给四川省建设厅打了个电话,马上就得到了指示:去德阳。
说实话,在决定带队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考虑了一下的: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值得去?但根据安排,到现场一看,觉得危险不是很大。德阳很大,我们去的地方是尚有力量安置灾民的市区,还不算最前线。有余震,但不是震中地带。如果是德阳下属的县级市什邡,就比较危险了。看情况还好,我也就给妻子打了个电话,算是坦白,也报个平安。
据我所知,我们这支队伍是很早到达德阳灾区的一个团队,而且在从上海出来的,以公司名义、有组织地进行灾后结构安全性检查的团队中,我们也应该是坚持工作时间最长的。因为支援灾区的结构工程师们都是作为志愿者去的,所以,当地政府对于你的工作时间是不提任何要求的,来去自由,哪怕只过去帮一天忙也行。但是,我们CCDI的队伍坚持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派去了第二批团队。这样的队伍,在我所见所闻中还是很少的。
16号下午,我们到了德阳。这时,建研院、西南院、四川省院也差不多同时到达了。当时现场给人的感觉是乱哄哄的,大家都手忙脚乱,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不过随着其他的队伍开赴进来,德阳各方面的秩序、工作也渐渐地好了起来。甚至于到了后来,各个工作小组都给配上了一台车、一个司机和一名领队。
德阳是地级市,整个地区大概有几千万平方米的建筑。我们在等待分配的间隙,在德阳市规划局的一个大厅里,看到了一张很大的地形图,上面有若干建筑。对于这些主要建筑,我们都要一一排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以后查过的建筑都要作一个标记,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勘查结果。
没来得及多喘气,半小时后,我们便开始接受安检任务。6个人简单地分了下工,形成3个小组:我带张鑫,施永芒带郭峰,杨想兵带邹长,大家分头行动。当地的建设局根据企业、机关上报的情况,每天都会出一张工作单,分配到每个小组手上。我们就对工作单上列出的建筑进行现场评估。这天,我们每人都还得了一个小胸牌:“调查评估技术专家”。凭着这个牌子,进出各个建筑时大家都非常配合。另外,各小组都拿到了一摞工作记录表,每天要根据评估情况进行填写。后来在离开之前,我们也据此给德阳市建设局做了一个汇总表。
工作一开始,我们便穿上了在上海统一购买的防水服。据我的经验,这种服装比较透气也很防水,正适合德阳当地的情况。同时,每人各自都带上了一个腰包,里面放着几种防护用品,例如固体酒精、活性炭口罩等,再拿上一支笔、一盏头灯、一个榔头,便开始出发。过了几天,四川省建设厅还给我们每人都配上了防毒面具。
16号当天,我们就开始了爬楼运动。
当地的房子建筑面积都非常大,一般一个学校都不止三万平方米。一看这架势,每天鉴定的面积我就不问了。因为每次都要爬到顶楼,大家干脆就用楼层来计算成绩。而且,我们到达时正是当地房屋安检特别忙的时候,学生们忙着复课(直到几天后政府预报了余震情况,学校才提前放了暑假),工作量非常大。光16号下午,我大概就爬了几十层楼。后来把这几天的情况平均一下,保守点算,每天也要查60多层,就是一个金茂吧。施永芒有一天还特别猛,带着郭峰爬了100多层。
说来很奇怪,大家并没有觉得多么累,而在平时,我一般爬到七楼就不行了。
第一天下午工作下来,我们对当地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也纷纷给家里打了电话。家人的担心总会有,但总体上还是挺支持的。
给建筑下一道判决书
我们的工作,是给德阳地区的建筑进行结构安全评估,判断其能否继续使用。换句话说,就是给建设局下达的工作单上的建筑做检查,最后给出一个判决书:通过,或者不通过。
根据安排,我们检查的次序一般是先学校、医院,然后是金融机构、水厂这样的生命线工程,再是政府建筑,还有监狱、精神病院等。我和张鑫就跑过一个精神病院,这个地方是和戒毒所连在一起的。它的评估,也是非常重要。一方面因为这里涉及到安全防护问题,另一方面,灾后的心理辅导需要在这里开展,还有一点是很现实的,这个精神病院此时还要接收来自灾区的病人,确实有一些人在地震面前傻了、疯了。
这次做安全评估,主要是依据建设部以前的一个规定。在这个关于房屋损坏的评价等级中,把建筑的安全情况分成了五个等级:基本完好,轻微损坏,中度破坏,严重破坏,倒塌。据此,德阳建设局也给了我们三张牌子:可以使用,加固后可以使用,不能使用。可我感觉,这个等级从专业角度来说是对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并不特别符合灾后评估工作的需要,也不能给我们的工作提供很好的参照。比如规定中对“轻微破坏”的界定是“房屋的主体结构受到破坏”,但实际上地震中非承重构件的破坏是大量的,这种建筑其实也是不适宜居住的。
因此,在标准本身并不合适的情况下,很多建筑很难做出评估、判断。因此,在德阳被检测的建筑中,也有一些主体结构并没有破坏的,被检测者给了“不能使用”的牌子,封掉了。再加上每出一个检测报告,我们也承担着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个牌,其实是很难给的。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帮助他们想一些办法。
曾经碰到过一个学校,校舍本身受损不大,但是食堂的两个楼梯很不稳定。学校很着急,那个时候正准备着复课,而这又是唯一的食堂。因此,校领导希望食堂能够继续使用。但是楼梯的隐患是现实存在着的。我们很犯难,这牌怎么给?后来给他们想了个办法:把带楼梯的两边都封起来,中间部分继续使用。好歹替他们解决了问题。
在住宅楼检测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因为当地需要检测的建筑太多,我们在评估一个地方的时候,经常会被当地人拉着请求帮忙:去看看他们的房子。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收工回来了,突然会来个紧急通知:这里有个水厂,需要赶紧评估。还有什邡的卷烟厂,正常时期每天的产值都有上千万元,对当地财政贡献很大,厂方希望迅速恢复生产。这样的事情,我们碰到了好几次。按照政府的工作安排,如果这些房屋是稍微正常的,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应该就能收工,然而基本上每天回去的时间都是六、七点钟。
另外,虽然不是第一线,但德阳的工作还是有风险的。什邡烟厂在当地非常富裕,一般有什么小毛病都很及时地找专家来鉴定、修补。我看到过一份04年的检测报告,做得非常地道,文字也很清晰。但是,在一次余震中,当年写这份报告的两个专家就死在了评估的现场。另外,都江堰也死了一个。
但是,至少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光凭这一点,大家还是心甘情愿。当地政府、媒体对我们的工作也很重视,有一次我们正在检查一幢大楼的时候,碰上了德阳电视台的本网,他们便跟了我们半天;还有一次是电视台专门组织的一次专家会,我、施永芒、还有当地的专家以及另外一名志愿者,都被请去回答观众问题,为的是稳定人心。
但是,凭心而论,回答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比检测工作更加困难。因为,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我能不能住?”要说“能住”,万一砸到了怎么办?要说“不能住”,大量居民长期在外面,势必造成秩序混乱。这使我们感受到了较大的压力。因为,当察看填充墙体、柜子等成了最普遍可行的方法的时候,最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的,却是那些大量的预制板。因为在这里,很多建筑都采用了预制板,很少能找到现浇盖起来的楼面,而上海等大城市如今基本都已采用现浇。在地震时,楼的摆动非常厉害,预制板就特别容易滑动。这些在当地大量存在的预制板,在我们看来其实是最最可怕的东西。
打地铺的八天
在德阳的一周,我们六个人一直吃住在一起。
每天的工作都是这样的:白天工作到6、7点,回到驻地吃个饭,然后就对着照片给白天看过的建筑填写评估报告,一般要弄到11、12点才能睡觉。而且,一开始几天,大家都是灰头土脸地没澡洗,到了第三天,当地贡献了一个浴场,我们才洗上了澡。
另外,自始至终,大家都睡的都是地铺。几次下大雨,我们的帐篷底下会进水,帐篷顶上也会漏水。由于防潮垫不够用(当时已经很难买到,从上海和深圳也买不到了),第二天醒来时就都是湿淋淋的,但是大家睡觉时居然也没察觉到。我想,一是因为累,二是心里渐渐不害怕了吧?当然,每次余震,施永芒都会比较清楚,因为他一向稳重,也是比较警醒的一个。
16号晚上,不知是由于余震的原因还是宿舍没安排好,大家都没睡好。当时成都市建委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院子,所有专家都被安排在中庭。在这个两层的建筑中,大家的地铺一字排开,给人的第一感受是很像停尸房,当时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而且顶上是玻璃的,要是砸下来也挺惨。所以,我们第一天晚上住到了外面的一个车棚里。这个用铁皮架做成的停车棚,旁边用彩条布围着,大家就在里面打了地铺。由于外面的灯不许关,前面又没有帷幕遮盖,所以蚊子特别多,我又是特别招惹蚊子的一个,所以这一夜是相当地惨。
受了一夜的折腾,第二天,我们说:“余震也不管了,还得住到屋里去。”因为每天的工作量已经很大,如果晚上再睡不好觉,大家就都吃不消了。于是,我们便开始在楼里寻找住处,终于在楼的一个端头发现了一间小财务室,但进去一看,我便摇头:“不行,不安全。”因为财务室中的柜子是两截的,上面一截可以活动,如果发生余震,一旦打下来可是很冤的。于是,我们又在隔壁找了一个大开间。正是这次,我们遇到了最严重的一次余震。当时非常恐怖,现在想来倒是挺有意思。
那天凌晨一点多,突然猛地一震。施永芒速度最快,一下子钻到办公桌下面,估计事先也是有“预谋”的。而我则惊得跳起来,只穿了条三角内裤就朝外面冲。但才穿过半个铺,由于站不稳又“啪嗒”一声跌下去了。杨想兵速度倒是挺快,居然还提溜了一条长裤,一边穿一边跳,跳得还很敏捷;另外三个小年轻,没反应,虽然都醒了,却还在地铺上东张西望。不过,这次余震时间不长,过去之后我们又继续睡觉。天亮后,三个年轻人想想心有余悸,说:“想不到还是那三个老人反应快。”住在楼里也就是这么一天,之后大家还是决定跑到院子里待着。
第三天,另外几个人住进了几顶小帐篷,我和杨想兵睡在一个比较大的帐篷里。当天晚上又遇到余震,并且还下起了雨。我们一打听,居然有可能七级地震,而且是政府正式预报。这下,大家都紧张了,我想:不行,我们得重新勘察地形。我想把杨想兵从被窝里提溜出来,揪着他说:“起来,快勘察地形!”但他早已经不管不顾地呼呼大睡起来了。这一夜,最终也没有换得了地方。
第四天,又是一个吓人的夜晚,大雨,预报还是可能有六到七级余震。所有人的手机从7点多到12点多一直没有信号,我的手机也只有一格信号、半格电了。这次真的是很紧张,又重新去勘察地形。从专业上来讲,我们这帮人出去还是有优势的。勘查好了,安顿好了,大家决定还是得睡觉。第二天还要干活呢。忐忑不安地,又是一夜。
当然,除了下雨漏水和余震,晚上还总有车辆来往的噪音,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呼呼大睡。而打地铺的日子终于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晚上得以终结。我们返回成都市区后,立马就找了一个酒店,每个人好好洗个澡,然后再美美地睡一觉。而事实上,当天还是能感觉到余震的发生。
接过革命的枪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在灾区驻守三天,但面对那么大的工作量,当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救灾人员慢慢变少的时候,我们6个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从5月16日至5月23日,我们扛了8天。
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我们决定在23日返回。提前两天,我们与四川省建设厅进行了联系。当时赵小钧总经理已经打过电话给我,他表示:“如果需要多派人,公司一定支持。”于是我们也向四川省建设厅表示了这个意思。他们听到之后,非常高兴。事实上,当我们准备离开之际,德阳当地接受过房屋安检的最多不超过一千万平米,安检工作仍然需要很多人来继续下去。于是,我们在上海、深圳两个区域公司再次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选定了接替人员,并立即组织奔赴四川。这次的选拔依然遵循那个标准:男同志、有一定心理承受能力、具协作精神、有一定专业技能。最后确定了三名主任级的专业人员,另带三名结构师,作为我们的接替人员。
5月23日中午,公司派出的第二组人马来到灾区。他们也是一早乘飞机到成都,再由成都来到德阳。这次还是6个人:上海的郭锐、钱磊,深圳的李建伟、戴菲、边立永、车儆蓬。另外,全戈、朱斌也将接替方卫兵、魏志辉的工作,前往彭州。
我们与第二组办了交接,介绍了建设局的人员,也交待了衣食住行及技术上的要点。在四川期间,我抽烟很多。走的时候,我把烟也都留给了他们。
这群年轻人和我们一样,在当天下午立即投入到了德阳的安检工作当中。我从心里希望这第二支队伍能在前线再接再厉,为灾区人民恢复生活和生产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德阳建设局也很信任我们,临行之前,他们把12日下午5点进入汉旺地区时的照片都给了我们,什邡烟厂也提供了他们的监视点在地震之时拍到的录像。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德阳的工作,让人变得很单纯,精神层面也收获很多。回到上海,我们又继续投入到了另一个战场的工作。北京的杨想兵,也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又立即跌回了图纸堆里。愿他能有空好好休息一下吧。
四川之行,虽然相伴着辛苦与危险,但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很难忘。一个字: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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