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的角度看古今庐陵的人文性

农夫

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没有精神，就没有特质内涵，没有奋勇争先的精神动力源泉。吉安目前处于加速发展、赶超进位的关键时期，纵览吉安3000年沧桑，刻描出“崇文、正气、开放、图强”城市精神，对建设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吉安极为重要。

崇文：吉安城市的品位

    一个城市是否有品位、有档次，除了察看这座城市建筑背后值得大家回味的文化艺术内涵外，关键看这座城市居民言行的价值取向。说“崇文”是吉安城市的品位，主要指的是“崇文”这一词能体现出吉安城市的精神层阶和档次，它深刻反映了吉安人与物总的特质和内涵。今天世人面前的吉安，她不单是物质系统（房子、道路、人口）的堆砌，而是历经千年后按历史传承和现代化要求的内涵来布局的。

    那么，究竟何为“崇文”？“崇”即崇尚、推崇，也就是尊重、重视。而“文”按其本义指的是交叉的花纹，《说文解字》把“文”解释为“错画也”。后来才把文引申为文字、文辞与文章等义。因此，崇文就是崇尚文治、文明，崇尚文教、文化。这种意义上的崇文也往往与“重教、尚雅”联系在一起。一个“重教、尚雅”之地，当然是有品位的。吉安“崇文”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文建功。据吉安地区志记载，从唐宋至明清，吉安先后出了18位状元、16位榜眼、14位探花、2788位进士,约占江西30%；仅明一代进士993位，特别是明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鼎甲3人均为吉安人，因而有“一门三进士”、“五里三状元”、“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的中国科举考试奇迹。而据光绪版《江西通志》中记载，自唐至清，江西进士占全国的10.7%，而吉安占江西的26.76%、全国的2.86%，状元、榜眼和探花占到了全省的43.2%。历史上，庐陵人士任宰相有20人，如周必大、文天祥、杨士奇等；任尚书有90人，他们在朝身居要职，为国鞠躬尽瘁，替民敢于伸张，留下了后世景仰的丰功伟绩。二是以文载史。如成功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诚斋体诗词风格的南宋诗人杨万里，以及刘过、刘辰翁、胡铨、解缙等均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吉安从南北朝至今，史料记载的编撰者有2577人，著述共计5717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庐陵人著述达385种、7175卷，分别占3.76%和4.15%；《全宋诗》辑录庐陵诗人166位，占1.8%；《全宋词》辑录庐陵词人54位，占总数的3.87%，占江西的31%；解缙主持编撰的《永乐大典》字数3.7亿左右，编撰147人，其中有34位庐陵籍人士，占23.1%。三是以文泽后。自唐宋以来，耕读传家的传统思想观念已深入吉安人心。“簸箕晒谷，教儿读书”是一般老百姓的念想追求。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逐渐成一种社会风气。据统计，历代庐陵书院学馆多达270余所。其中，白鹭洲书院与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铅山的鹅湖书院并称江西三大书院。

    正气：吉安城市的品德

    正气于一人是一种德性，于一地则表现为风气。一座城市的风气，对内对外至关重要。长期生活于斯是否安逸，短暂游览于斯是否安全，都与这座城市的风气有莫大关系。正气一词，汉语词典有8种解释。然而，作为吉安城市精神的正气，指的是庐陵人浩然的气概、刚正的气节。正气之于吉安有两个特点：一是历史上多忠烈。纵观庐陵历史，自“四忠一节”之一（其他“三忠一节”分别为文忠公欧阳修、忠襄公杨邦乂、简忠公胡铨、文节公杨万里）的文忠公周必大在《三忠堂记》中提出：“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事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贤，万世不可得而逾也”以来，庐陵后学便视之为衡量自身的毕生追求。比如，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后，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写出了感人肺腑的长诗《正气歌》；“脊椎如铁心如石”的杨万里；“死尚不畏，宁可利动”的杨邦乂；拒绝割地求和的欧阳询，“义不与桧等共戴天”的胡铨；“天下清官第一”的王言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就是“崇文”。说庐陵“崇文”，更确切地讲是“崇儒”，崇尚儒家的思想和文化。庐陵文化是在隋唐之后随着儒家文化逐渐传播而开始形成的，到两宋时期而臻于鼎盛，从这一点来讲，庐陵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在庐陵的发展和传承。庐陵文化“重科举”、“能文章”、“善建功”，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担当。这其实就是儒家追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主旨的具体外化。二是近当代多英烈。近当代以来，吉安人民依然继承了先贤们正气浩然的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吉安有“全红县”11个，红色乡镇254个。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吉安先辈发扬崇尚正气、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跟随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闹革命、前仆后继，全市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达50078名，占全省的20%以上；开国将领147位，占当时全国总数的近10%；在1955年至1965年全国授予中将军衔177人，其中吉安有22人，占12.4%。

    开放：吉安城市的品行

    开放是一种大气包容而不是孤芳自赏，是一种海纳百川而不是封闭自足，它是吉安一贯秉承的繁荣富裕路径。从历史上的商贸业看，吉安古镇的繁荣和漕运的发达便是最好的证明。目前，吉安存留古镇数量多，数以十计，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渼陂、钓源等，建筑青砖黛瓦、雕梁画栋、装饰精美；陂头古街中的万寿宫，为江西乡村万寿宫中最大规模者，有“小南京”之称。宋代数据显示，江西全省每年要运70万石粮食至通州，年用漕船800艘，而吉安占近一半，“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另外，吉安的造船业十分发达，北宋天禧末年（1021年），全国共造船2916艘，而吉安为525艘，占18%；建炎二年（1128年），朝廷要求江 南、荆南北四路20余州县每年造船2676艘，而吉安造500艘，占18.7%。从建国后对外交往看，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市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对外贸易迅猛增长。2012年全市进出口总额达27.32亿美元，其中出口25.73亿美元，是2000年的155倍，年均增长52.2%；与吉安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72个。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5.65亿美元，是2000年的22倍，年均增长29.3%；全市利用省外资金规模达到309.11亿元，是2000年的36.8倍，年均增长35%。2012年井冈山机场客货运量分别达到40.2万人次和1575吨，分别是2008年的6.3倍和94.3倍。2012年铁路吉安站发送旅客269万人次，到达旅客276万人次。

    图强：吉安城市的品格

    一个城市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极颓废，是生机勃发还是暮气沉沉，反映的都是一种品性和格调。吉安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与历代先贤奋发图强和众多志士革新图变密不可分的。他们为追求美好的生活，不断打破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抱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使吉安无论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显示出勃勃生机。在历史上，今天的吉安城区，三国时已有百姓聚居，而吉安成为郡、州、府治所在地始于东晋咸康八年（342年）。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庐陵先辈励精图治、发愤进取，一代代把自己的心血洒在了这方土地上。据史料记载，唐以前，吉安城的聚集规模、发展水平都还比较低，商业气息还比较薄弱；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郡城，人口已有明显增加，商业活动较唐初也有明显发展。到宋代，吉安向朝廷纳粮占全国的10%，制造了占全国六分之一的漕运大船。明代全国设立33个课税司，而吉安府为其一。到明清之际，庐陵城是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拥有各省商人会馆至少24座。清末至民国时期，吉安与赣州和九江齐名，市场上年吞吐量的货物价值达到500万银元。与此同时，吉安商人离家别妻，不断外出闯荡创业，民间流传的“吉安老表一把伞，跑到外省当老板”，足以说明，家无长物，只身上路，外出打拼，是当时庐陵先辈锐意进取的真实写照。这与沈从文笔下江西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从当前看，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吉安人民弘扬井冈山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事业中，全市经济和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吉安被列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导下开拓成功发展之路的全国18个典型地区之一；连续几年荣获“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市三次党代会以来，围绕全面建设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吉安的奋斗目标，深入实施“主攻项目、决战两区，做大总量、加快集聚”重点战略，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四化”同步互动，三产共生演进，主要指标提质增速，发展势头强劲。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006.26亿元，为2000年的6.1倍；财政总收入达到143.25亿元，为2000年的11.7倍；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达到975.90亿元，为2000年的35.2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63.08亿元，为2000年的4.4倍；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285.13亿元，为2000年的8.3倍；城镇居民收入达到20133.68元，为2000年的4.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02.86元，为2000年的3.4倍。

    一方水土，一方人文。抚今追昔，吉安这座城市默默地用一组组数据，衍生着“崇文、正气、开放、图强”的特质。如果说“正气”是“崇文”的必然结果，那么“开放”则是“图强”当然前提，此其一。其二，如果说“崇文”、“正气”指的是历史和文化的传续，那么“开放”、“图强”则昭示着过去、今天和未来发展的路径。因此，“崇文、正气、开放、图强”的吉安城市精神是历代先贤留赠我辈的宝贵财富，更是吉安不断发展、不断进取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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